日前，一份华为总裁办签发的邮件在公开后引发网络热议。这份电邮内容显示，华为对8位2019届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管理，薪酬为100万-200万元/年不等。这反映了人才在华为公司中的价值，也是华为在通讯行业成功的原因。

长期以来，人才在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劳动力市场并无相对应的价格。中国人的收入一般由“能力”决定。如果人才强调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话，能力则主要是高效完成任务的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大部分时候并非由专业能力决定，更多与能量、聪明有关，能量往往意味强大的社会关系与背景。

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处于发展中阶段有关。在这个阶段，中国14亿人口组成巨大的增量市场，进入市场的大部分企业只要能够抓住市场机会、紧俏资源等，都能获得收益。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分配偏向那些获取资源的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体制内掌握资源，通过寻租腐败获取灰色收入，但十八大以后，持续的反腐以及体制重建，这些现象大幅减少；另一部分人是企业家、投资者、生意人等。这两部分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塔尖的人群是追求GDP快速增长时代的产物。

从行业角度看，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行业垄断是造成行业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行业垄断其中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垄断。这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这种分配不是基于企业竞争力，而是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因此，中央政府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求对垄断国企双重调控，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

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成为能够给予技术性人才高薪酬的主要行业，但这些互联网企业属于服务业，某些企业形成市场垄断地位，依靠中国市场规模优势赢得巨额利润，从而有能力支付高薪。但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处于长期亏损状态，之所以也能给技术人员高薪，是因为风险投资可以长期支撑企业烧钱。

从经济结构看，资源和财富很多流向了非专业技术主导的资产领域。资金源源不断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导致金融、地产异常繁荣，从业者收入颇高，高校培养的优秀人才大规模流向这些领域。相反，制造业受累于这种发展模式，成本压力不断上涨，市场价格竞争加剧，影响技术研发投入，所谓技术型人才因此也没有太高薪酬。比如很多学习微电子的高材生去做券商研究员，而不是进入半导体企业搞研发。

可以看出，过去我们并不是一个依靠专业分工的效率型经济体，而是资源分配型，并且这种资源分配不是基于市场机制，因此，专业性人才必然不如能够获得资源的那些人得到更多回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改变这种发展模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大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企业通过创新提高效率与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他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当创新取代关系成为企业第一动力后，人才的价值才会有真实的体现。应当说，只有合理的激励机制才会有创新的蓬勃发展，因此，给予科研技术人才合理的报酬（包括股权），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才会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参与到中国创新发展事业中去。

华为因为长期大力投入研发并且给予技术人才高回报，才赢得全球5G技术巨大优势，成为行业领先者。人们对华为模式的赞赏与模仿有利于中国整体科技创新氛围与趋势的形成，并珍视人才资源，形成人才竞争，推动人才培养，吸引人才流入。